摘錄：阿姨對中國一線城市的評論

北京
王朝政治有一個秘訣：京師是首善之區，住在京師比其他地方要好。為什麼呢？因為天高皇帝遠，一個小縣官就可以殺人，如果你在邊遠地區的一個小縣城住的話，縣官要殺你，你基本上沒有什麼辦法。但是你如果住在京師的話，就算是刑部尚書要殺你都很難。因為京師的官太多了。刑部尚書，他肯定會害怕戶部尚書在皇帝面前告他狀，他不怕你這個老百姓，但他如果要殺你這個老百姓的話，戶部尚書和兵部尚書說不定會拿這一點來打擊他。他雖然是堂堂的一個刑部尚書，比起邊遠地區的小縣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級，但他要殺一個人的話，那比邊遠地區的一個縣官反而要難得多。請問為什麼京師的老百姓能占這個便宜呢？答案是，他們在天子腳下，接近秩序中心。但是一旦你的城市不再是首都了，那麼情況就恰好相反，你的命不但不比別人貴，而且你是最有可能被消滅的對象，因為人人都想打進首都，死人死得最多的一定是京師這個地方。

帝國的運作方式是徵調各地的資源供養帝都，帝都基本沒有任何自給能力。帝國秩序崩壞，帝都馬上會陷入巨大的物資缺乏狀態，第一個冬天就會有一大半人凍餓而死。阿西莫夫筆下的川陀陷落就是這個景象。然後出現劫掠者，最後才是農民起義軍屠城。總之，朝代更迭之後，新朝得到的一定是一個空無一人的前朝舊都。事實上若是沒有清兵入關，北京人很快會被闖王屠殺殆盡。

問：您認為大一統不復存在的後洪水時代，北京的地位會是怎樣？ 答：會落到大同張家口的層次。

上海
可以說在1949年以前，沒有多少人把香港和上海區別對待。它們都是租界，都是各國在遠東的據點。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麼上海才是大英在遠東秩序的大本營，香港則是秩序的一個不太重要的分支。普遍認為，包括共產國際的鮑羅廷，蔣介石和周恩來這些人都認為，外國人的大本營是在上海，搞定了上海，香港本身是不成問題的。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比上海更重要。香港顯得比上海更重要，是因為經過幾十年的窒息以後，上海已經喪失了原有的地位和結構。收復香港這件事情本來是提過好幾次，在北伐戰爭的時候就提過，在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也提過，拖到現在是由於一系列陰差陽錯的結果。

香港跟上海的不同就是，第一，南粵跟吳越不一樣，南粵在明清時代都是帝國的邊區，是一個野性未泯的邊區，當地的語言文化都跟帝國核心區不一樣，他們對帝國的忠誠是很成問題的。清兵入關的時候對這一點已經有很深刻的體會，他們對南粵的不信任是遠遠超過吳越的。吳越在某種情況下是帝國的次要合作者，而南粵則是心懷叵測的危險分子。雖然同在大英帝國的保護之下，南粵的士紳和自組織社會能夠抓住這個機會，而吳越卻抓不住，這裡面有一部分原因是前定的，跟它們比較接近帝國中心還是比較接近帝國邊緣有關係。

問：上海和香港還有一個差別：上海工部局不只有英國，還有很多其他的國家；而香港只有英國總督。您認為這個差別對後來的歷史發展有何影響？

答：這個差異其實一開始是對上海有利的。從一開始發展來說的話，上海工部局它本來就已經是議會政治了；而香港至多是有一個培養議會政治的基地而已，本身還談不上有議會政治。

廣州
黑人甚至黑人火槍手在廣州出現，上一次是明末的事情。如果南粵本地共同體足夠強大，就能象英國人對待錫克人一樣獲益。如果無法駕馭，那就證明共同體已經衰弱或僵化。蠻族輸入秩序，很有必要。未來廣州可能是洪水區最安全的角落之一，似乎應該提前為東非僱傭兵打打廣告。。

深圳
深圳的奇蹟其實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為它部分地模擬了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它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列寧主義國家當中，虛擬出了一塊相當於漢薩同盟的租界。為什麼當時的上海租界是遠東經濟繁榮的中心呢，為什麼它比日本、朝鮮要繁榮得多，比大清內地要繁榮得多呢？你如果說是大清的政治體制不好，那日本的橫濱都趕不上上海租界的發展，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上海租界實際上是一個微型的城市國家，它像中世紀的漢薩同盟一樣，它的主要政權掌握在當地有產階級和商人手裡面，他們通過選舉自己的議會，成立了自己的正式政府，實行了最經典意義上的議會制度。而領土國家受的牽累太多，它們的自治程度是較低的，地理位置又沒有那麼好。

深圳，一方面地理位置接近香港和海岸線，另一方面，它獲得了一定的自主權。江蘇和浙江的資源不可避免地向上海集中。為什麼？因為上海在大英軍艦和工部局法律的保護之下，實行了普通法的統治，在這裡，你的財產權和交易自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而你如果在南京的話，張勳或者馮國璋的部隊如果搶了你，你是沒辦法投訴的。在工部局的統治下，你的財產權是有保護的。同時，上海的地理位置比南京和其他地方也要好得多。深圳所享有的就是這兩方面的優勢。

但是這兩方面它都是不如過去上海租界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現在的統治比起大清的統治來說要武斷得多。它如果要干涉上海自治權，那比大清或者國民黨要干涉上海租界是要容易得多的，所以它的處境相對而言要更加脆弱而危險。對深圳這樣的地方來說，最理想的就是一個漢薩同盟式的城市結構，這個城市結構應該是從上海、寧波一直延伸到北海，遍布整個東南沿海。這些地方如果都能像漢薩同盟一樣建立一系列具有自治權的城邦組織，那麼它很容易把至少是整個東亞的經濟中心集中到這裡來。

其實，深圳得到的，就是內地所失去的。從這一點來說的話，它的成功其實是沒有多少可喜的。你也可以想像，如果將來對香港的壓力逐步增加，以至於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傳統和自治傳統受到嚴重侵蝕，那麼香港連同它附屬的深圳，未必不會變成五十年代的上海。這個問題主要要看周圍的環境演化。在中世紀末期，安特衛普曾經像一九二零年代的上海和現在的香港、深圳一樣，是經濟中心，而阿姆斯特丹則是微不足道的農村。但是西班牙人對尼德蘭加強管制以後，資本和人才就統統逃到阿姆斯特丹去了。

香港的成功，是五十年代以後上海失敗的產物，它得到的就是上海所失去的。深圳所得到的其實就是內地失去的，至少就是從寧波到北海這一片沿海地區失去的。如果這一片地區也有良好的自治政體的話，那麼資本和人力會自然而然地就近聚集到那些地方，而不會來到深圳。如果你的鄰居家都著了火，他們自然會帶著他們的財產跑到你家來里，使你的家裡顯得財產很多。深圳的成功主要是這一方面的成功。或者更正確地說，它的成功是巨大的中華帝國體制過於僵化的一個消極的結果。